在《天鹅湖》新闻发布会上，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刘忠德表示要弘扬高雅艺术，并指称超女、超男活动是对艺术的玷污。他同时表示，有远见的艺术家，应该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，而高雅艺术比通俗艺术更需要国家的支持。（《华夏时报》4月21日）
　　
　　自从超女、超男活动风生水起以来，传统派艺术家们的口诛笔伐和广大民众的趋之若鹜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从“低俗”之说到“玷污”之说，传统派艺术家们正在增加其话语暴力指数，与此同时，迎合和赞美之情也在扩展其势力范围。在笔者看来，这与其说是艺术之争，毋宁说是艺术主导权之争。具体而言，在这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，艺术家们和公众对于谁应该主导艺术的走向，产生了深深的隔阂和断裂。
　　
　　任何艺术都不能脱离时代遗世而独立。今天，我们谈论超女、超男，也无法抛开消费时代这一宏大背景。继福柯之后最杰出的文化理论批评家布迪厄指出：“消费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，就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”。事实的确如此，消费时代的来临，重估了一切价值，也包括艺术鉴赏趣味。高雅文化被请下神坛，遭到彻底的“祛魅”，取而代之的是娱乐的、先锋的、寄托个人经验的大众文化横空出世。
　　
　　但显然，精英艺术家们并不甘心于这种痛苦的挫败，艺术主导权的丧失对他们的打击以及企图夺回阵地的冲动，使得他们对诸如超女、超男活动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讨伐。而在品尝到大众文化的甜头之后，公众们也感受到了捍卫艺术主导权的必要性。自此，我们看到，两大阵营虽动辄就以“艺术”来说事，但实质上艺术本身已经无关紧要，图穷匕见的是主导权的纷争。
　　
　　到底谁应该主导艺术的发展？这确实是个问题。事实上，这绝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。于是，宽容和理性变得重要起来。如果我们承认，艺术是分层次的，人的需要也是多面的，我们就必须承认，不管是高雅艺术还是大众艺术，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。那种惟我独尊，非我族类、其心必异的想法，必不见容于艺术，甚至会使我们的文化艺术陷入一场灾难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从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刘忠德先生所称的“高雅艺术比通俗艺术更需要国家的支持”的论调里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倾向。他的这种话语，显然是抛弃了在艺术的领域里讨论艺术的专业精神，转而寻求国家主义的支持，并想当然的把大众艺术放在了一个“人民公敌”的位置上。无论如何，这不应该是一个负责任和富有远见的艺术家该说的话，这难道不是一种“艺术独断论”吗？艺术就是艺术，国家就是国家，任何挟国家之名以自重的艺术，都很难说是一种正常和健康的艺术，人民不需要这种艺术，人民需要的是自主选择和免于胁迫的艺术。 （张若渔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