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文化部部长，现全国政协常委刘忠德先生，因为日前高调批评“‘超女’让年轻人受到毒害”，并强烈主张“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，不应该允许‘超女’这类东西存在”（《华夏时报》4月25日），而引起轩然大波。有评论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刘先生没有被聘为“超女”评委的酸葡萄心理而已，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过于以己度人，刘先生闻听此言，一定会感叹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了。
　　
　　但刘先生的批评也确实存在盲点。他仅仅是笼统地指责“超女超男玷污艺术”，呼吁“要让人民不断接触高雅艺术，提高审美层次”，可关键在于，何为“低俗”，何为“高雅”，这本来就是一个因个人的审美偏好不同而见仁见智的问题。而他提出的让“管理部门”用行政手段直接介入的主张，更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，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前高级行政官员的思维惯性和惰性。
　　
　　那么，“超女”问题的要害究竟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我看来，就在于它用华丽的包装、宏大的场面、成千上万“粉丝”的积极参与，共同营造了一个“丑小鸭变天鹅”的现代神话。这个神话，在客观上起到了遮蔽青少年面临的真实社会问题、麻醉他们心灵的作用，说是一剂精神蒙汗药也不为过。
　　
　　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知道，当今社会的年轻一代，面临许多困扰：如升学、就业、因为买房而下降为“房奴”、因为生病而变为赤贫、跻身于中产阶级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（这从大学生的工资逐渐和农民工趋同这一趋势就可以看得出来）等。对这些问题的存在，大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，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这些问题的成因？
　　
　　在我看来，个人的努力不够或者运气不好，仅仅是诸多原因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。
　　
　　“超女”这个“丑小鸭变天鹅”的现代神话，其所传递的全部暗示是：年轻人并不需要这样累，只要成名，所有问题就全部自动消失，而成名却是人人可能的。你看那些今日大红大紫的“超女”们，一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嘛！
　　
　　在这样一个神话面前，所有严肃认真的思考，都显得十分可笑，所有试图通过推动社会进步而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，其成本都显得过于昂贵。显然，年轻一代服了这剂蒙汗药并沉沉睡去，不再会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产生质疑，并努力改变它。
　　
　　需要强调的是，虽然这剂蒙汗药害处多多，但“超女”本身是无辜的，她们仅仅是做了别人的工具。成千上万参与其中的“粉丝”们也是无辜的，他们仅仅是在追求快乐。甚至连策划、主持其事的公司和电视台，也是无辜的，他们仅仅是在追求利润。“超女”神话可以说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，社会通过“复杂的共谋”，共同制造出来的。因此，真正有责任的倒是那些像刘忠德先生这样有话语权、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：他们没有早日大声疾呼，唤醒青年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呼吁和唤醒，绝不是用行政手段禁止“超女”。因为禁止“超女”，并不能自动导致年轻人的觉醒。而在年轻人真的觉醒并看穿了神话的非现实性和不可复制性之后，“超女”也就回归于娱乐本身，不复有蒙汗药的危害了。